明代医易学

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迥非寻常的学术思想原因的。前已论及，明代诸医家具有深厚的易学底蕴，但是这种易学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原因不能不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相关联。宋明理学的易学观念对于明代医易学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宋明理学初创开始，易学研究就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据《宋史．艺文志》载，仅北宋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深入发掘《易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总体上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并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宋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两大类型。象数源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和邵雍。周敦颐的易学著作为《太极图说》与《易通》。周氏接受释道之学，将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将“太极”作为混沌未分之元气，经过动静阖辟而分出阴阳二气，阴阳互动又生出五行，五行之气按顺序流布，方有春夏秋冬的交递。周敦颐的易学思想为象数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邵雍的易学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邵氏易学将《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与道教的宇宙生成说相糅合，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学的特色。他认为宇宙的本原为“太极”，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为绝对之“一”，在静止中产生“二”，“二”具有变化不测之性能即“神”，因此而生出“数”与“象”，并由此而有了有形的个体事物，其“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邵雍又有“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生”，即“道为太极”的说法。另外邵雍还有“心为太极”的观点。由于康节易学较为杂驳，后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贬之者认为其穿凿附会，褒之者认为其阐扬伏羲、孔子之道。其易学中的一些观念，对后世医易学的发展深有影响。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张载与程颐。张载善于以阴阳二气解易，于《易传》中特重《系辞》，其易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阐释《系辞》来完成的。他在《正蒙．参两》中说：“地所以两，分刚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以太极表示阴阳刚柔的统一。刚柔男女彼此对立，谓之两；对立又相互统一，谓之参。又说：“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还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两，有两一在，无亦一在。然无两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这里可以看出，张载所谓“太极”又与“太虚”范畴一样，二者都是将“气”的有无、虚实、动静等性质与状态统一起来。张载将《周易》的“太极”与《内经》的“太虚”相联系的说法，被明代张景岳所吸取与发挥。程颐解《易》不讲太极，而以“理”为最高范畴。他在释恒卦《彖》文“观其所以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时说：“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就是说日月能久照，四时能生成万物是因顺天之理（或道）。阴阳二气以阴阳之理为存在根据，有形之气只能顺其无形之理才能永恒存在，也即所谓“有理则有气”。程颐这种以理为本的观点多被朱熹所继承。

南宋朱熹为宋易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他主要继承发展程颐及张载的易学思想，以讲义理为主，同时又兼收邵雍的象数之学。朱熹以太极为其易学及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其释“易有太极”时说：“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又说：“阴阳只是阴阳，道是太极，程子说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太极就是理，就是所以一阴一阳的道。朱熹又提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之说。《太极图说解》云：“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又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是最高的理，此理又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人人物物都依据此理而存在，所以人人物物俱有此理。朱熹易学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讲论易理者，多兼及象数。

明代医易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阐发医学观点的时候，既以宋易的义理派思想为蓝本，又发挥宋易的象数学思想，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显示了明代医家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这也正是明代医易学能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

先从义理思想观点来看。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由是观之，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即以太极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其中所引《太始天元册》中文，见《素问．天元纪大论》。而将《素问》所说“太虚”等同于《系辞》所说的太极，明显受张载的影响。在他看来，以“太虚”解释太极最为合适，因为“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为一，是名太极”。当然，这里所谓的太虚与张载所论也不尽相同，因其“自无而有”。他又说：“太虚者，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故曰太虚。”太虚又可看作周敦颐的《大极图说》中的太极本无极。并明确指出太极即朱熹所说的“理”，“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之具”。由此看来，张景岳所谓太极是指精神性的本体。但是他又说：“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似乎又以太极为阴阳二气未分之统一体。在《类经图翼．运气上》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如“先天者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这种说法又将太极解释为物质性的气。由此可以看出，张景岳的太极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同样的矛盾也见于朱熹易学思想中，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作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当他讲到太极即气而化生万物时，明显受到张载元气宇宙生成论的影响。而当其讲到世界本原时，理即太极与气即为一种主从关系，如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这种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在朱熹思想中始终存在，使理和气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张景岳太极理论中的矛盾状况与朱熹的十分相似。然而张氏将太虚说与太极说密切结合在一起，使医易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由于明代朱熹理学已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其易学思想在明代诸医家中影响颇深，孙一奎《医旨绪余》中的观点也多从朱熹处加以发挥。其《太极图抄引》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故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夫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之一物耳，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朱熹有所谓“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即是说“万个”事物之理，全具“一个”本体之理。孙一奎依据这种观点，讨论太极与万物即“一”与“多”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阴阳五行还是人或物都存在着太极之理，但太极之理也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其说：“天地间非气不运，非理不宰，理气相合而不相离也。何也？阴阳，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理也。理者，太极也，本然之妙也。”显然其发挥的为朱熹宇宙生成论方面的内容。宋易义理之学特重思辨，“牛毛茧丝，无不辨析”，这种特点使得明代医易学哲理化的致思倾向十分明显，理论深刻性与严密性都超过了往代。

在对宋易象数学吸取的过程中，明代医家尤为看重邵雍之学。邵雍着眼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的分衍过程，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这一思想为张景岳所吸取。张氏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并进一步作了发挥，其云：“所谓一分为二者，是生两仪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与阳，两仪立焉。是为有象之始，因形以寓气，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乃知阴阳气血，皆有所钟，则凡吾身之形体气质，可因之以和其纯驳偏正，而默会其禀赋刚柔矣。”这是以一气化分的原理阐述人体阴阳气血、形体气质形成的过程。张景岳还对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等等道理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不出邵雍“加一倍法”的范围。他在讨论运气学说中更以邵雍之说为张本。其云：

邵子曰：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数之中者，五与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为生数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为成数之主。天元纪大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是以万侯之数，总不离五与六也。而五六之用，其变见于昭著者，尤有显证。……惟是数之为学，圆通万变，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悉秋毫。

这里的“五”与“六”两个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气象预测学，而且宇宙间万事万物，千变万化都可以用之来加以推算，这是因为“以五而言，则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谷、五畜之类，无非五也。”“以六而言，则天有六合，岁有六气，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吕、六甲、六艺之类，无非六也。”所以上至苍天，下至黄泉，大如元气，小如毫末，都不能逃出数之外。如果以数来观天地，天地也不过数中之一物。仅观张氏此论，俨然是一位象数派的易学家，将数的地位与作用推向极端。由此也可以看出，邵雍在医易学领域中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象数学容易与医学中固有的数学知识相发明，明代医家多因此而崇拜他，如张景岳说：“数之为学，岂易言哉！苟能通之，则幽显高下，无不会通，而天地之大，象数之多，可因一而推矣。明乎此者，自列圣而下，惟康节先生一人哉。”当然，象数学派对明代医易学的影响固然极大，但其是否都属于正面的作用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议。有论者认为邵氏易学用数所构造的世界模式，抹煞了数的客观性，造成明代医易学具有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气息。但是，明代医易学中蕴涵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认识则是值得予以肯定的，这些方面又不能承认是邵雍象数学对医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显然，明代诸医家的努力最终使医易学形成了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的易学分支学科，集中了宋代易学两派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和思想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医易学达到了峰巅状况，为中国古代易学史、哲学史乃至医学史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