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咒

符咒，是符箓和咒语的总称，符咒一直是道教斋醮科仪中重要的法术之一。

在事生与事死活动中，早期堪舆家与道教符箓派有很多共通之处。张衡在《论衡》中就提到“世间缮治宅舍”时“令巫祝延以解土神”，这种“解土”仪式后为道教符箓派的“安镇科仪”所吸收。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七列有“召诸天神龙安镇墓宅品”，《赤松子章历》卷五列有“谢土章”，皆属较早的安镇墓宅科文。唐末杜光庭编撰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也收有安宅解犯仪、安宅解犯忏方仪，安宅解犯谢灶仪等。元明以后的道教正一派更有很多独立的安镇科仪，如《道藏》收有《正一醮宅仪》、《正一醮墓仪》、《土司灯仪》等多种，今《藏外道书》所收明代正一派科仪书《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卷十四亦录有《九宫八卦安镇神灯科》一种，皆讲如何礼谢各方位的神灵、注意造作时的神煞禁忌等（如安宅三朝仪、土府行道仪等）。宋元以来的全真教派，亦有类似科仪，如四川青城山古常道所藏《广成仪制》中便有清代《阳醮谢土安镇九宫全集》、《阴醮招安启请全集》等书。《阴醮招安启请全集》更明确指出了安墓科仪与堪舆风水术的“一脉相传”：“玄灵叶应，由宗祖而荫子孙；人事式凭，辨吉凶而稽风水。盖缘一脉相传，灾祥是系。百神所主，祸福悠关。然点穴寻龙，虽从术学；而凌空化鹤，罕遇仙踪。妥先灵而卜吉，本希庆衍千秋。”

随着安镇墓宅的祈禳类科仪的流行，安镇符箓也被广为利用。如殆出于隋唐的《无上三元镇宅灵箓》，强调三元灵箓所代表的三部九军能振动天威，驱除各类威胁宅舍安全的妖魔鬼怪，制伏瘟疫凶灾；殆出于唐之后的《太上秘法镇宅灵符》，列有《璇玑八卦之图》及厌鬼辟邪之镇宅灵符七十二道；殆出于宋前的《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也录有安宅、辟土等符多种；《黄石公安宅护符法》列有五岳镇宅符、镇土府符、救宅符、镇寺观符等。而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末年道符就发挥了镇墓的功能。如陕西户县朱家堡出土的汉阳嘉二年 （133）朱书陶瓶附有两个道符，称绑缚恶鬼的法物绳索在此，逐鬼驱邪的太一、天一星神也在持节以待；湖南长沙麻林桥出土的南朝刘宋元嘉十年（433）徐副买地券则已出现北斗七星、文昌六星、房宿四星、衿二星、心宿三星构成的星象符；福建泉州1996年出土的宋绍兴十九年 （1149）买地券亦刻有北斗七星符案，“以应地下诸神恶鬼，不得妄乱侵占”。当然，后世的堪舆家也自觉地吸纳道教的安镇符箓。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七十八《阳宅十书》就收入多类的安宅护救符镇法和各种镇宅神符。大量的安镇科仪与安镇符咒无疑是“道教的宗教生活和堪舆术的广泛流行相结合的产物”。

宋元以来，随着东南区域开发进程的加速，道教对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一方面，道教不断将福建民间信仰中的诸神（如马祖、瘟神）纳入其神仙谱系，再推广于民间，带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世俗道教盛行于八闽各地。另一方面，道教的理论和斋醮符咒仪式也渐被移植到各种民间教派及民间信仰之中，从而推动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的繁荣兴盛。如今闽西北一带的普庵教道坛（相容巫道科法）就流传有《佛道太上道坛正教安龙扶气玄科》和《太上安龙扶气神灯济群玄科》等，每当聚落或小区内不平安之事（如死人、瘟病）屡屡出现时，人们常归结为“龙脉”受煞气干扰，道坛法师就会行“请龙”、“安龙”科仪，张贴或焚化灵符，以祭龙神、通龙脉、壮龙气，从而保证整个区域的风水吉利。而在闽北一带，一旦祖坟风水遭遇破坏，亦须请道士举行安龙平基仪式，防止风水“龙神”被人抢走。

毋庸置疑，福建基层民众为改善聚落或小区的风水环境，以及自家宅舍及坟墓的风水气运，常会举行安镇科仪或张贴、焚化灵符以作为风水吉利的双重保证或必要补充。特别是在聚落及阴阳居的整体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张贴、焚化象征着神灵法力的灵符不失为一种经济而有效的风水补救药方，能让人及时赢得避免灾难降临的时间差，从而也获得幻想性的精神补偿。对于崇拜鬼神的基层民众而言，走向民间化和仪式化的安镇符咒法术，其实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关于“宇宙交感”的合法解释，从而强化了其内心对风水的信仰力度。考察各类安镇符咒在民间的运用，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福建民间乃至整个中国对风水的崇信状态。